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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6-13 08:47:59

地摊

童年摆地摊

      摆地摊,我对它是有感情的。

    上世纪70年代,我读完小学到镇上读初中,逢周六或周日,母亲就要我同她一起去赶集摆地摊。从我居住的中山镇摆地摊数起,子云、清溪沟、蔡家、太和……,我都无不去过。赶集摆地摊,得起大早,比如说去稍远的那个小镇———清溪沟,凌晨3时就要起床,在背篓里装了糖果、麻花,纸烟……,要是过年、过清明,背篓里还要装上香烛,纸钱,然后用绳捆好才上路。镇上有很多像我家这样以摆地摊为生的人,我记得的就有罗三孃、廖老五……。罗三孃年龄四十好几了,很是活跃,每早背了背篓出了门,就要喊“周大哥,走得啦,摆摊去啦”,周大哥离她家不远,她这喊声刚过,立马就有了应声:“晓得啦”。罗三孃沿街喊着,从上街喊到下街,到了廖老五家门,也喊“廖老五,不早啦,赶场啦”。她这喊声,有时也把不赶场的人叫醒,从街道两边的门缝里就会传出嘟噜声“这赶场的罗三孃……”。罗三孃到了下街的街口,把背篓立在一石上,等着,等赶场摆地摊的人聚拢了,这才一起上路。

     这支队伍少则7、8人,多则20来人,年龄有60多的,最小的就是我了———13岁。出发时天边一点鱼肚白都没有,天是黑的,地也是黑的,手里持有电筒的人照着路,明亮着让大家一同前行。我们到清溪沟要先沿一条叫笋溪河的岸边走5里路,之后,就全是山路了,经五弯五坳才能到达,算下来,这路程应该有30多里吧。清溪沟住着我姨婆,当我们把糖果、纸烟……摆在地上时,姨婆就端了一碗煮好的面条,说是我们走山路饿了,吃饱了好做买卖。吃完面条,整理好摆在地摊上的货物,就等着赶场的村民来购买了。

       我跟着母亲赶场摆地摊,也不是空手“跟着”,是要背或挑所卖的物品。有那么一次,我用扁担挑着芭蕉叶包好、篾条捆了的30斤胆巴(晶体状,化成水后用来点豆花),跟着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了清溪沟,记得母亲说买进胆巴的价格是2角5分一斤,摆到清溪沟的地摊上就要卖3角5分,30斤胆巴足有3元收入呢,这刚好够我一学期的费用。挑着胆巴走山路,肩上疼痛难忍,又想到这胆巴可以缴学费,身上马上就有了劲头,肩上的疼痛也就可以忍了。

      地摊上摆的糖果、麻花,母亲要在赶场前的那一晚做好。做糖果,要用白糖和着麦芽糖,或者红苕糖,加上适量的水在铁锅里熬,熬到一定时候起锅,把它缠绕在一根横着的木棒上拉扯,到绵柔合适,在案板上拉成根根细条,就可以用剪刀在这细条上剪成颗颗糖果了。麻花也要做好,把它放在盆里,第二天才可上路。先是用水使劲和着麦面,待这麦面的柔韧性够了,又在案板上把它切成小截,把小截搓成长条再卷起来放入油锅。我看到过母亲搓麦面时瞌睡过几次,就知道做麻花的辛苦。

      赶集摆地摊,确是件辛苦的事情,但所赚取的费用,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,不得不去。

      但有一种情况当别论,那就是看电影摆地摊。

     中山古镇下街有一庙坝子,晚上,常有电影在坝中放映,母亲就去赶夜市,赶夜市就如赶场一般热闹,在坝边选一角就可摆地摊了。母亲用木架支一张木板,把一些瓜子、糖果,还有糖精兑成的糖水置在木板上,这“摊”就形成了。在坝中边看电影边吃零食的年轻人多的是,瓜子、糖果卖得快,而那糖水就卖得不好,必竟口渴的人是少数。为什么当别论呢?从上街到庙坝子就3公里,到3公里地方摆地摊,拿着一条长凳就跟着母亲去了,不累,何况,在做这生意过程中,还能看电影哩!

      我作游子几十年,东奔西跑的,已很久没有摆地摊了。前些日子,西部有个城市允许摆地摊火了全国,有城市就跟着兴起了摆地摊。那天,我在街边闲逛,看到地摊旁人流如织,有在摊前驻足的、有与摊贩讨价的、有拿着摊上的鞋子论足的,人们经过疫情的洗礼,又现出盎然生机。有4岁多小女孩,头上扎着羊角辫,在一摊前拿着一个“拔浪鼓”摇着,“咚咚”作响,奶气地叫着身旁的妈妈“买一个嘛”,围着的人鼓励着、笑着“就给小女娃买一个”,果真,在小女孩“谢谢妈妈”的声音中愿望实现了。这场景突然就让我想起了那个年代,这不,我赶紧写下这篇小文就作纪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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